袁雪芬去世了。中央电视台11频道搞了大型的纪念活动。用诗一般的语言作评述，同时串联起一个个她演过的剧目片段，再现她塑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同时也就蕴含了她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这种纪念形式是有创意的，不错。虽也免不了强加给她一些牵强的带政治色彩的教条式用语的评价，但这无损于她。人们自会选择，去沙存珠。

　　袁雪芬最具光彩的艺术形象当是祝英台。梁祝的故事本是一个古老凄苦美丽的爱情传说。长久以来，他们的身影，尤其祝英台的身影，在人们的心中虽然时有浮动，却各具各象。是袁雪芬把这各具各象统一起来，给了人们一个活的祝英台，美的祝英台，人们心中的祝英台形象。从此袁雪芬就是祝英台了，谁也代替不了。现在她去世了，祝英台也就走了。那种刻骨生死的至爱也就没有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以至全数年轻人读不懂她了，以为她和她用生命塑造的艺术形象不足取，太傻了。找一个有房、有车、有存款的该多好，那穷梁山伯有什么好？所以坐在台下看这台纪念演出的多数甚至全部是白发苍苍的老翁老妪，他们在激动、在流泪——在回忆他们的时代，他们那逝去的爱。我没有怪年轻人的意思，因为价值观不同，因为我们的民族吃精神偶像之苦太久了。所以现在价值观以及在价值观支配下的行为选择是自由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进步。

　　我“初识”袁雪芬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邯郸影院，我读初中；在家乡庙会的大场上，我歇寒假。两次，看了这影片——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时，我们念书是很用力，很虔诚的。学校在丛台，就是杜甫所说“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的那个丛台。台上有医务室，有我们的宿舍；台下是两排平房教室、三座大院。教师的宿舍，办公室，露天会议大厅，图书馆、阅览室、物理化学实验室、伙房都在这里。一下丛台就是一片湖水，中央有一座湖心亭，驾小船可达，小船就拴在湖边的石头上。教师来自四面八方，素质很高，来历不一。我们还有校歌：“太行山下，滏阳河边，我们生活在华北大平原……”教学生动活泼。两周要看一次电影，星期六晚饭后，我们整队，吹着哨子，喊着一二三四到邯山影院看电影，这好像是一种制度性的教育活动，自然接受，不讨论、不记载，潜移默化。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上中学之前没有看过电影，更没有看过这样好的电影。给我的烙印是：美，有这么美好的人和事？有这样美好而凄楚的情？朦胧中有了一种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尤其对祝英台，印象极深。以前看过家乡戏——武安落子——演的《梁山伯赶考》。突出梁山伯的才能，用一个叫做白来的丑角作陪衬。好像祝英台角色虽有但印象模糊，但从这以后，深刻了。

　　家乡年年庙会，会上要请神，要唱戏。祈五谷丰登，祈家和人寿。戏唱连台，戏台就在神庙的对面。台下人山人海，男人站着在中间，比肩接踵，个子高一点，眼睛与台口齐，看得清楚；个子矮一点就吃亏了，在人的夹缝中，扒头偶尔看到一眼两眼，主要就是听，跟着哼哼两句，过过戏瘾；懂戏的干脆闭上眼睛，仔细地品味演员的行腔用调，琢磨同行当中这个演员跟那个演员的区别。女人则坐高凳子在外围远观，高高的像古希腊的大剧场外围那高高低低的断墙。看戏的人很多，三里五乡、山上山下都有不少人来。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台上汽灯高挂，亮如白昼。戏正在唱得起劲，但台下却慢慢有些浮动，原来人在走动，在离开，在奔向一个地方——北大门外面的很大的打麦场上。只见那里银幕飘动，五彩缤纷，在演着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时，人们很少看到电影，尤其彩色影片，哪里知道，哪里看过？于是人们“炸”了——惊奇、喜悦。很快奔走相传，很快便把神庙前的戏给夺了。大家推着搡着，叫着伙伴涌到银幕前，但一到这里便静下来了。睁大眼睛，静静地看，默默地听，像傻了一样。出我的意料，乡间看戏没有过这样的秩序。越剧的唱腔人们第一次听到，但很快便融入其中了。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忘了身边，忘了这是戏，只知道自己情绪在动，在起伏。祝英台的一声“梁兄啊，可记得十八里送下山来，我也曾用言语打动兄台，比作鸳鸯你不猜，井里边照影你也解不开，观音堂我拉你把堂拜，你叫我随娘再投胎。无奈何我亲口许九妹……”凄婉起伏的行腔道出了肺腑，冲破了人们情感的闸门，抽泣、流泪直至哭出声都出现了。

　　影片演完了，人们开始散去，但有些人不走，在银幕前后转来转去，痴痴的看那银幕，还上前摸摸——其实就是一块白布。不得不离开了的时候，一个叫做孟老三的憨憨的男人，提着自己破旧长衫的两角，兜在胸前，慢慢地走着。人们问他：“老三，这是怎么了？”他说，“我怕他们跑了，要把他们兜到家里去。”知道他又在说痴话了，人们一边笑着，一边超越了他，到前面去了。他还在后面蹒跚着。

　　袁雪芬走了。她哪里知道，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影响竟是如此之大。几乎深入到了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电视的电影频道偶尔还有重放，人们仍然喜欢看，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