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界以召开研讨会，出版文集，追思先生的风范和道德文章的特殊方式，缅怀这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这类消息屡见报端。我虽然与先生素昧平生，却也似乎是冥冥之中的缘分，竟然将藏于一堆老照片中的有关他老人家的照片拣出，郑重其事地用挂号寄给了杨绛先生，了却了多年未竟的一桩心事。

　　我手里为何有钱老的照片，说来话长。这里还要补充几句，我在10月初给老友郭曰方（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诗人）发一电子邮件，请他帮我打听杨绛先生的住址。我知道郭曰方兄也是住在南沙沟的大院里，那里面有多幢宿舍楼，我不记得杨绛先生具体住在哪一幢楼。很快，认真的老郭回了信，他是到居委会打听到消息，还告诉我，杨绛先生已届98高龄，身边只有一个小保姆……看了他提供的地址，我立即将两张照片（钱老和杨绛先生各一张）、一本我新出的书《岁月遗痕》，并附上一封短信，用挂号寄去了。人生有时候往往会突然感觉时间的紧迫，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纪。

　　其实，在拙作《岁月遗痕》里面，收有一篇短文，是写我是如何采访杨绛先生并见到钱老的。只是我当年拍的照片一直是作为资料藏在书柜里，这回我决定将原版照片送给杨绛先生，给老人家一点温馨的回忆吧，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期望。

　　时间倒回到1986年。当时，《光明日报》一个不定期的栏目《文坛漫步》，由我来采写。记得我先后采访了白少帆（中央民族学院台湾文学专家）谈琼瑶的小说，林兆华（北京人艺著名导演）谈布莱希特的戏剧《二次大战中的帅克》，薛金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谈古典音乐的普及。到了1987年，得知杨绛先生因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获得西班牙国王授予的骑士勋章，西班牙驻华使馆为此举行授奖仪式。我还得知西班牙政府赠送的塞万提斯青铜雕像也屹立在北京大学风景如画的燕园。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就《堂吉诃德》这部世界名著中译本的问世经过，写一个专访。

　　几番打听，费了不少周折，杨绛先生应允了我的采访请求，并在电话中约定了时间。（杨绛先生一般是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我也是通过我的老友王逢振说情，他与杨绛先生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由于这层关系，杨绛先生才破了例的。）

　　当我如约找到杨绛先生的住所，轻扣房门，开门的是一位面含微笑，身材中等的长者，他穿一件中式对襟、蓝色罩褂的棉袄，举止文质彬彬，我一眼看出，他是文坛泰斗钱钟书先生。

　　我连忙自报家门，说明来意。钱老立即把我让入门内，经很窄小的门厅步入一间会客的房间。房内布置简陋，仅有一对旧沙发、一张书桌、靠墙是一排书柜，都是普通的旧家具。

　　“您请坐，她马上就来。”钱老说罢，又忙着从墙角的一张小桌取出茶具，斟了一杯茶，亲自端了过来。

　　我慌忙迎上去接过茶杯。钱老如此恭谦有礼，使我受宠若惊。

　　不一会儿，杨绛先生从里屋出来。钱钟书先生便退出了书房。我和杨绛先生也第一次谋面。她是个慈眉善目的学者，但给我的印象更像和蔼可亲的老妈妈。那天，她一身家居打扮，穿件毛线外套，看不出像七十多岁的人。

　　对她的采访进行得挺顺利，采访的话题集中在《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翻译经过。本来这个题目很难挖掘出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可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使这部世界名著的翻译出版竟有一段曲折坎坷的经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杨绛先生谈到，《堂吉诃德》当初列入社科院世界名著翻译出版计划，由于过去出版的译本均不是西班牙原著的译本，她接受这项国家重点课题后，首先自学西班牙文（她原是学英文的）。待到进入翻译过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根本不能静下心来从事翻译，其间甘苦一言难尽。待到十年浩劫，完成的译稿只能尘封于外文所的资料库里，而她和钱钟书先生已被扫地出门，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去了。自己前途未卜，也根本难以顾及《堂吉诃德》的命运了。尽管杨绛先生讲这些往事时，一如她的清丽淡泊的散文，没有激昂慷慨之辞，也没有丝毫怨天尤人的愤懑，始终像是聊家常一样娓娓道来，但我却感到心灵的震撼和隐隐的痛楚。

　　直到采访结束，钱钟书先生一直没有露面。

　　我的采访变成了见报之前的样稿。为了事实的准确，要将清样送交被采访者过目。于是，我再次如约来到杨绛先生的住所。

　　这次我带了一架“美能达”傻瓜相机。

　　在杨绛先生审看清样时，钱钟书先生听见电话铃响，从里屋出来接电话，在这一瞬间，我拍了钱老接电话的镜头。接着，我又请钱老允许我给他拍一张照片，他没有拒绝，就在书桌前坐下来。恰巧这时有一位花城出版社的客人来访。我立即请客人为我们三人照了一张合影。

　　钱钟书先生陪客人到里面的房间去了。于是，我向杨绛先生提出希望采访钱老的想法。当年我的采访手记留下这样一段话，全文照录如下：

　　“下午到南沙沟给杨绛送清样，是记她谈《堂吉诃德》一书翻译经过的，为《文坛漫步》栏目的一篇。后谈及钱钟书时，我问：你认为钱先生的成就主要是什么？杨说不好回答，他的治学范围很广：《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涉及古今中外，哲学、佛学、美学、文艺理论……‘你们认为他的主要成就是什么？’杨绛反问道。我问，钱先生最近研究什么？她说也不好回答，她说：钱看书，改他的旧作，增补《管锥编》，有人笑他是‘文改公’。我说，我的采访要找一个突破口。杨说，攻不破的。她赠我《小癞子》与《记钱钟书与〈围城〉》两册书。”

　　正如采访手记中所记，由于事先准备不足，对钱钟书其人其书缺乏钻研，我提的问题相当愚蠢而唐突。因此，聪明的杨绛先生反问了我一句：“你们认为他的主要成就是什么？”我只能无言以对。我承认，直到今天，面对钱钟书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我仍然如同站在耸入云天的高山之下，仰慕已久却不知从何处登攀，也无从窥见它的全貌。

　　临走之前，杨绛先生将她的近作《记钱钟书与〈围城〉》和译作《小癞子》相赠。书中排错之处，杨绛先生亲自加以改正，可见她治学之严谨。

　　这几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算是那一次采访的见证吧。

　　屈指算来，这已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